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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中国正在发生两个巨大的变化!

发布日期:2017年11月21日   文章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厉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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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

  当前中国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这变化在什么地方?就是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

  过去人家常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没了,廉价劳动力不够了,中国改革的红利也枯竭了,能够改的都改了,这些看法都不正确,中国正在涌现新的人口红利和新的改革红利。

  在人口红利方面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农村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城归”。海外留学几年回来以后报效祖国找工作的叫“海归”,现在出现了“城归”。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外出打工现在又回到家乡创业的,大概有500万人。但我们去调查了几个省,发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大概有上千万人,因为有些人回来不跟外面说,就没法被统计到,他们自己开农家乐、办起了自己的果园。

  为什么会回来?有几个原因。比如考虑到夫妻长期分居会造成家庭的不和,小孩子长期没人照料缺少父爱,家里的老人年纪大了需要照顾,所以在外面工作了几年,而且交了一些朋友,积累了一些资本,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技术,就回来了。

  我考察的几个穷地方都有“城归”回到家乡创业。在贵州的毕节地区,原来就单纯地向外输出劳动力,后来经过职业培训还是输出劳动力,但现在出现了回乡的高潮。

  我们在毕节的七星观镇,发现了一些新建的面包房,做蛋糕、做面包,而且生意很好。

  贵州人本来没有这个习惯的,但现在小孩子过生日要吃蛋糕,老人过寿了要送蛋糕,这样一个新的行业就起来了。我们还看到了农业方面的变化。现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农民学技术热,进学习班、学农业技术。

  因为土地确权以后,农民有信心了,所以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家庭农场。

  过去没有家庭农场,美国、加拿大、荷兰、丹麦等很多国家有,中国没有,但是现在有了。

  老人在学,年轻人更要学。按照这样的观念,有些地方还感到土地不够。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本在变化,很多人把职业技术教育推广到农民当中去了。这个巨大变化,大家想想,4000万外出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也就是1000万人左右回来在家乡创业了。

 

  要对当前的创意、创新、创业有新认识

  第二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创意、创新和创业。而且这个变化跟我们以前从书本上学到的是不一样的。

  西方经济学里讲“创新”这个词是100年前缘起奥地利,后来移居美国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的概念。

  但是100年前是工业化刚开始,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他的观点能够说明问题吗?

  举几个例子。比如他说现在的创新还是跟过去一样。什么叫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叫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对我们来说,那是过去几十年工业化刚开始时制造业需要重组。但是今天这样行吗?远远不够,今天是信息重组,信息重组才有创新,不是单纯生产要素的创新:过去把两个企业一合并就创新了。

  现在信息不足不行。再比如说,过去的观点是如果你要创新,就要看准发明家的发明,然后想办法把它买过来,用到经济生活中,就成了创新。比如电灯,买到专利,我来办电力公司,今天不是这样。

  今天重在创意,无数青年人现在忙于创意,有创意是最要紧的,有了创意以后,资金自然就到了,因为很多资金找不到出路了,就在寻找谁能够提出新的创意。

  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这话有道理,但是远远不够。关键在思路的转变。思路不转变,失败永远是失败,会成功吗?不会成功。思路改变了,新的成功就来了,就带动了更大的成功。所以这种情况就是,现在“成功是成功之母”,这才是今天的创新。

  再过几十年以后,情况会是怎么样?很明显有一条,消费不是现在的消费模式,投资不是现在的投资模式,就业不是现在的就业模式。就业很可能是不要写字楼的就业,在自己家里只要有一个电脑,你的合同我承包完成。

  很多是会变的。还有企业家会有什么变化?今后的企业家主要是某一个新领域的引路人,不一定是现在这样的企业家。现在的企业家中有创新、有改变的地方,但同样有他不愿意改的。将来的企业家是引路人。这就是现在发展的新常态。认识中国的国情,你要对当前人力资本有新的认识,要对当前经济中出现的创意、创新、创业有新的认识。

  新的产品能创造新的市场

  要认识中国,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的国情表现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老问题,因为经济学里面从来都是需求、供给,两方面都需要改。

  这个过程中,政府就会不断刺激需求或刺激供给。需求的调节是短期的事情,不一定是近期的任务,而供给调节被认为是中长期任务。

  为什么是中长期任务?因为供给侧的改革不是轻而易举的,它要动结构,动结构就涉及怎么更新的问题。这不是短期任务,中国现在正在这么做。

  最要紧的是让经济主体、市场主体有活力。怎么让它们有活力?让它们有活力就要进行产权保护。中央最新的文件强调了产权保护,主旨是什么?公有经济的产权要保护,非公有经济的产权同样要保护。

  这是中央文件提出的,从而调动了广大企业包括非公有企业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过去很多做法现在已经过时了,或者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了。

  在中国,只要是新的产品就能创造市场。市场是可以创造的。

  我在学校里经常举这样一个案例。

  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让它的四个推销员带了样品、带了订单,去推销梳子,指定到寺庙里去推销。

  第一个推销员回来了,怎么样?一把没卖掉,和尚说我光头,要梳子有什么用?

  第二个推销员销了好几十把。他是怎么推销的?他说梳子除了梳头发以外还有很多功能:止痒、活血、明目、美容、养颜等,和尚们心动买了好几十把。

  第三个推销员销售了几百把,而且把订单带回来了。问他是怎么销售梳子的,他说我在庙里仔细观察了,香火挺旺,来的香客很虔诚,磕完几个头以后头发已经乱了,而且沾了香灰。我就去见方丈,说:你看香客很虔诚,应该关心他们。那怎么关心呢?最好的办法是,每个佛堂前面每天放几把木头梳子,香客头发乱了就可以梳梳头,就会觉得寺庙更关心他们,来得更勤了。方丈觉得有道理,订了好几百把。

  最后,第四个推销员销售了几千把。怎么销售的呢?他直接找了方丈,跟方丈说,经常有人给庙里捐钱送礼对吗?对。你庙里有礼品回赠人家吗?没有。木头梳子是最好的回赠礼品。方丈问为什么木头梳子是最好的,他说木头梳子两面都可以刻字,可以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刻在一面,另一面刻上一些字,如“日行一善”“佛在心中”等,这样人家就会觉得这梳子有纪念意义了。

  来分析下这四个推销员。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没有销掉,关键在哪里?从第二个推销员就转变了思路,他改变了木头梳子的功能。怎么改变?梳子不仅可以用来梳头,而且有美容养颜的作用,甚至可以明目清脑。第三个推销员把木头梳子的性质改变了,不再是单纯梳头的问题,而是代表庙里对香客们的关心。第四个推销员也改变了木头梳子的功能,他把木头梳子作为庙宇的名片、作为纪念品推销了出去。

  我们现在怎么在结构性改革中创造市场、创造新产品?就是不仅要推出新产品,还要让产品有新功能,产品有了新功能就能创造新市场。

  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变化

  大家不要愁市场,关键在有没有新产品,产品有没有新功能,有新功能就有市场。

  为什么中国人到日本去买书包?因为它的书包有新功能。书包可以遮雨、防水,下雨可以当雨衣用。

  消费是在发生变化的,消费发生的变化就是打破一个从前固有的规则——经济人假设:经济人是指有理性的人,他一定是追求最低价格、最低成本,争取最大收益、最大满足。

  但实际上做得到吗?消费者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说消费者做不到?因为这样你想做到最优选择。最优标准的建立,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足够的货币,比如你要买一件披肩,你想买到最好的披肩是做不到的。因为你得知道有多少个商场,有哪些商场在卖披肩,要一家一家看,一家一家比较,等找到最满意的你再去,最好的披肩可能就已经卖完了。

  所以,人都是这样:看了第一家不行去看第二家,第二家不行去看第三家。如果买到了怎么样?满意吗?回答是凑合,凑合就是还行,就是次优选择。经济中很多问题,包括消费都是次优选择。

  经济学次优理论的创始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他在天津大学演讲时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到商店去买缝衣服的针,没有哪个傻瓜跟售货员说我要一根最尖的针,他也不会对着一盒针,拿笔记录还用放大镜去挑,没有人那么傻,都是次优选择。第一根拿出来看看不太直,第二根拿出来看看不太尖,第三根拿出来看看,行了,第四根不看了,这就是次优选择。

  西蒙还举了一个例子,到食堂去买菜得先排队,你有三个目标,价钱最便宜的、营养最丰富的、最合我口味的,挑了半天也没挑好,后边的人还在催。所以大家都是事先想好了一个区间,营养差不多的,价钱差距在几元钱之间的。

  消费正在变化,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11·11”为什么这么火?因为大家都在等新产品,都在等新的消费方式,大家都有新的消费模式了,这就是变化。收入逐渐增加,可供选择的产品越来越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认识中国的国情,就一定要深刻实践。

 

  货币宁肯多一点,不要紧缩

  再来说一下货币政策的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一般是维持物价稳定,所以长期以来,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根据货币来的。

  货币学派根据经济增长率的大小、高低来定货币流通量应该是多大。如果超过这个范围,那就是价格涨了。如果紧缩了,那就放一放。

  智利试验过。在货币政策的观点上,智利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学派理论,结果不行:经济乱了。所以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制定货币政策。

  第一,货币政策不仅仅要在需求方面起作用。要防止物价上涨,要控制总量。这是对的,但还不够,一定要考虑供给问题。

  供给侧结构调整需要金融的支持。没有金融的支持,能够把结构调好吗?调不好。

  不仅要调结构。还要让社会有活力,因为整个经济和社会活力有关。

  怎么谈创新?要记住两条,宁肯货币稍多一点,也不要紧缩,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难治理,这是重要的经验。光看增长率不行,它没有把结构调整放进去,没有把自己社会的活力放进去。

  第二,一定要把货币问题当作一个国民经济问题来考察。银行管货币,但是银行不能离开国民经济的实体。国民经济实体感到资金很难贷,贷款都给了大企业,不给小企业。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国情就是,土地确权了,土地确权以后可以抵押。但是在农村一些地方,我们听到反对的声音,说农民把房子抵了,万一做生意失败了或者自然灾害来了怎么办?农民还不起贷款怎么办?反对土地抵押贷款,就是不懂中国的国情。

  我们在基层调查了解到,农民对于土地确权以后的地是非常重视的,是全家族都在保这块地,坏账率非常低,不到1%,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农民有一块有产权的地,抵押是会还钱的,因为他认为抵押以后地被银行拿走,损失太大了。整个家族都来保,大家借钱帮他还清贷款。

  宏观调控要懂得中国国情

  宏观调控,要懂得中国国情。在中国,宏观调控要松紧搭配,该保的就保,该帮的就帮,这就是宏观调控。只有上述两方面都做到了,我们才能够使政策发挥作用。

  宏观调控重在微调、重在预调、重在结构性调整,结构性调整就是精准扶贫。

  大水漫灌是没有用的,浪费资金。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为什么要精准扶贫,为什么要让农民懂得怎样生财?生不了财,光靠救济解决不了问题。宏观调控实际上起引领作用,对于那些有前途的,不仅要提供帮助,还要协助树立方向。

  为什么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这么快?这是宏观调控的促进作用。把宏观调控看成单纯的压制是不对的。

  在结构性调整当中,一定不要再回到高速增长。高速增长在任何国家都不能持久。中国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6.5%~7%就行了,说不定再过10年以后还会降低。

  经济增长要防止“路径依赖”。“路径依赖”这四个字是发展经济学的名词,就是说走老路更保险。连猴子都知道路径依赖。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试验。一个笼子里关了几只猴子,挂几根香蕉在铁丝笼子外。猴子一看有香蕉就去抓,它一抓到香蕉,高压水泵就往下打,打得猴子退回来。试了几次再放香蕉上去,没一只猴子再去动。换一只猴子,其他猴子会告诉它别去动,它没有经历过,刚要去动就被打了。以后再放猴子进来,它就不会再去动香蕉。这就是路径依赖。

  在今天的情况下,思想要解放、观念要转变,就要打破路径依赖。

  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同样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法律重要,道德同样重要,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

  在漫长的岁月中,既没有市场调节,又没有政府调节,那个时期人类社会怎么存活下来?靠的是道德力量、习惯力量。当时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道德力量调节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有了政府,同样需要道德力量调节,因为它能够使得市场调节更有效率,使得政府调节更有效率。

  社会生活是一个大圆圈,非交易中有很多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家族关系、街坊邻居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所有的非市场活动,不能按照市场的思路来做。那怎么办呢?政府来管,但不是具体地管。如果没发生问题,政府不管,如果发生问题,比如毒打老婆、毒打孩子、虐待老人这样的事情,政府才管。可见,在大部分时间内,只是在道德力量调节之中的。

  我们知道效率有两个基础。第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厂房、设备、原材料、熟练劳动力,这些构成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但还有第二个基础,道德基础。什么是道德基础?比如说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经常自律,这就是道德基础。人们重视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有各个方面,有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这都是道德基础。

  市场调节是无形的,要靠市场规律。政府调节是有形的,靠法律法规、靠制度、靠政策。道德力量调节呢?“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又无形”,自律是无形的,规定是有形的。

  重要的问题在于:仅仅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来自何处?超常规效率从道德基础产生。一个巨大的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比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那么多人去救灾、抢灾、救险,道德力量有很大的作用。

  “同甘共苦”不是一个概念。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同甘靠制度、规矩,共苦靠精神、靠认同。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一个企业赚钱的时候怎么分红、怎么奖励必须有制度,没有制度就乱了,同甘靠制度。假如一个企业亏损了,工资两个月都发不出来,工人吵着要走,再怎么努力留工人,工人还是要走。制度不管用了,靠精神,用精神力量把他们留下,或者是认同,认同就是同命运感。

(责任编辑: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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