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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大佬痛悼刘晓光,他到底做了什么?

发布日期:2017年01月17日   文章来源:冰点周刊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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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这么多大佬痛悼刘晓光,他做了什么?他的墓志铭上一定有这三个字

  2017年1月16日晚,有地产界“老大哥”之称的首创原董事长刘晓光去世,还有一个月,就是他62岁的生日。

  多位企业家痛悼。冯仑说,刘晓光带给时代的“温度和痕迹”会永远存在。

  

 

 

  联想董事长杨元庆在微博发布回忆刘晓光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发文纪念刘晓光

  很多年前,刘晓光拉着任志强、王石等一众人加入到治理阿拉善沙漠的事业中,只因为听说阿拉善是北京沙尘暴的发源地,他们“试图要扫清北京的天空”。

  2009年,“冰点”报道过刘晓光和他的同道中人。今天,重温这篇冰点特稿,带你了解他们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故事。

  刘晓光后来说:“我会将阿拉善写在我的墓志铭上。”

  

 

 

  刘晓光

  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

  作者| 包丽敏

  刘晓光当初脑子一热,四处打电话召集他的企业家“哥们儿”成立这个协会时,是想做一件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事儿。5年过去了,看起来,他也的确留下了一笔,至少打开新浪网你能看到。

  今年(注:2009年)国庆前夕,这家门户网站携同各地媒体共同梳理共和国60年来的地标,试图“用这些地标拼出一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足迹和大图景”。在这幅图景上,1958年,共和国的地标是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遂平,1978年是安徽小岗村,1979年是广东蛇口,1990年是上海浦东。而2004年的地标,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阿拉善。

  当选理由是:“2004年,中国环保的代名词,代表着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努力承担社会责任的尝试。”

  其实,刘晓光们起初发起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时,是冲着治沙尘暴去的。因为听说阿拉善是北京沙尘暴的源起地,他们便“试图要扫清北京的天空”。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协会最被媒体关注的,却是其治理结构。

  也许反倒像协会副会长张树新后来总结的,这帮人聚到一起,要做环保,立马就牵涉到公共治理。“大家在上世纪80年代学习做企业,现在学习如何参与公共事务”。

  “能不能把中国的企业家们弄到一起治沙?”

  当然,起初谁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据说这一切的起因是,北京九汉天成公司的老总宋军在阿拉善腾格里沙漠腹地的月亮湖边建了一所度假酒店。2003年10月,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跟十几个企业家受中国企业家论坛邀请去那里参加会议。

  据描述,这位京城房地产大亨当时“跪在沙地上,望天长叹”,慨叹“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毁灭自身”。

  “当时就有这种想法,能不能把中国的企业家们弄到一起治沙?”刘晓光回忆说。

  这个想法与宋军一拍即合。两人约定分头拉人。不少人是这样被刘晓光拉来的:“我说你必须参加,不参加以后别见我,大家别谈别的事儿了。”

  他自称前后共打了100多个电话。他的朋友们大多也没怎么推却。比如万科的王石就说:“行,给你面子了。”

  

 

 

  2004年SEE协会成立,参会企业家在枯死的梭梭树前合影

  他的朋友再各自去拉朋友,一个拉一个,很快有60多位企业家承诺入会。一些人是真正冲着做公益治沙尘暴去的,一些人是抹不开面子去的,也有些人是想结识“商界大佬”或者寻找商机去的。

  不管怎样,2004年6月4日,掌管着合计约有两万亿元总资产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汇聚到了月亮湖边。

  这些人来自海内外,背景不一,民企的、国企的,本土的、海归的,大陆的、港台的。尽管不少人都是叫得出名号来的人物,但这天晚上,当他们一桌一桌围坐在会议室里时,每个人都只能用三句话来介绍自己:叫什么,在什么企业担任什么职务,所在企业是干什么的。

  刘晓光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群人组织到一起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

  “突然发现,大家在找一种共同语言”

  先有企业家翻着刘晓光领衔的筹备小组此前早就草拟好的协会章程,七嘴八舌地提出质疑。

  看着局面有些混乱,有人便提议:“我们是不是原则通过一下?”不少人响应,陆陆续续举起手来,会场主持人催促工作人员赶紧点数。

  这时搜狐的张朝阳站了起来:“一部章程有很多条款,什么叫原则通过?到底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于是,现场只能临时调整议事规则,把企业家们提出的每一条章程修改建议都写到白板上,逐条进行表决。

  然而表决过程中张朝阳又站了起来:“为什么29票同意22票反对就可以通过?章程应该规定重大决策的通过议程。”

  好在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站出来打圆场:“我发现按张朝阳先生的意见,大家今天这会没法开了。”接着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也站了起来,提议说:“我看今天不如先到这里,(对章程)原则同意,保留修改。”许多人应和。于是,在掌声和欢呼声中,SEE协会的第一部章程就这样通过了。

  但让刘晓光更加“傻眼”的事情还在后头。

  大会的议程进行到选举环节。筹备小组拿出早就拟好的一份执行理事候选名单,说明是等额选举。跟章程一样,刘晓光原本以为,让大家把这份名单通过一下就完了,没想到,现场立刻“炸开了锅”。

  “这15个提名,我们为什么要选举他们?”有人在下面喊。

  “筹备小组的提名权利,也是需要经过大家同意的!”有人附和。

  据说当时筹备组的人都“懵了”。刘晓光坐在那儿生闷气,又觉得有些委屈。“要知道,这份名单可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啊!”他事后说。

  据当时筹备组的专家杨鹏回忆,在筹备会议上大家其实已经达成一些初步共识,即协会不能是某个人的组织,必须按照平等参与的民主原则来组建,章程要按照权力制衡的原则来制定。然而他发现,有些习惯性的东西却在不知不觉中起着作用,比如,讨论选举办法和名单时,思维定式就冒出来了:最早的发起人总该有点不同待遇吧?如果全面开放选举,能保证他们选上吗?地域的代表性要不要考虑?男女性别要不要考虑?然后呢,要不要有点行业代表性……

  “这种逻辑未必有坏心,也未必有私心,就真是想方方面面有代表性。”杨鹏说。

  然而这种习惯性思维却在月亮湖边遭到了“狙击”。刘晓光后来回忆,自己当时从夹克里掏出那份名单来,然后不得已又塞了回去。

  那一刻,面对前来参会的67名海内外企业家,“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场”。

  七嘴八舌表达反对意见的,既有海归派,有台湾企业家,也有大陆本土的,比如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当不少人已经同意在保留这15人名单的基础上再新增候选人时,这位军人出身的国企老总抗议道:“应该可以(往里)加人,也可以(从中)删人!”

  任志强事后解释:“我们当然很反对刘晓光自己拟定一个名单,等于他在指定内阁。因为我们在国企,我们更反对。国企本来就是任命制的,我们现在参加一个社会组织,更不喜欢任命制。”

  已经是午夜了,可企业家们丝毫没有罢休的意思。混乱之中,开始重新提名。杨鹏拿着笔往白板上写名字,底下就喊:

  “加冯仑!”“我们有两桌推荐王维嘉!”……

  这天夜里,工作人员连夜重新赶制选票。

  这天夜里,刘晓光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企业家们又坐进会议室里,进行无记名投票。刘晓光最终当选会长。当他掏出早就写好的当选感言时,台下“哄”地笑了。

  监事会也经选举成立。监事长马蔚华召集监事会成员开会,刘晓光踱进去想旁听,结果,被“请”了出去,对方说:“这里是监事会,是监督你的。”

  上海美通无线公司总裁王维嘉是落选者之一,他主动要求上台发表落选感言:“因为我们的落选,你们的当选才有了合法性。”

  在他看来,那一晚,大家在混乱之后最终达成共识,“一下就把协会的文化基因形成了”。

  那一晚,发生的一切,也一下把王石吸引住了。本来,他是因为“给面子”才来参加大会的。筹备组“内定”他当副会长时,他并没有特别兴趣,但也没反对。

  “我当时的兴趣点就不是治沙,而是通过治沙大家走到一起。后来突然发现,大家在找一种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就是最基本的民主程序。”

  那一晚,带给刘晓光的冲击最大:“我没想到我们设计的选举程序全部被推翻了,我没想到我们辛辛苦苦干这么长时间就这么被推翻了。”

  在他失眠的那个晚上,他决心今后尽可能按照民主的程序来“执政”,尽可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尽管那个晚上这位国企老总充分领教了民主的“效率低下”,觉得“比起在单位的集中差多了”,“但民主本身有很大的力量,是能够把大家积聚起来的东西,是一种能服众的东西。”5年之后,当他回顾协会的发展历程时感叹:“如果没有这东西,这些人坚持不下来,可能早就散了。”

  “你会发现,其实多数人内心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杨鹏说,“如果当时没人反对,就会按照老传统往下走,有人提了,大家就会认为新办法是对的。”

  后来,东莞一位不那么知名的企业家杨利川说:“这就是一层窗户纸,只是说由谁来捅破的问题。”

  “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

  那时候杨利川还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他是在网上看到协会成立的消息。“我当时感觉,这就是我期待的那个东西。”他说。

  这位北京大学哲学系77级的毕业生,许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对社会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校园里参加人大代表竞选。1990年代,他从河南某县县委副书记的职位上离职,试着以“当时体制内允许的最超前的方式”去组建经营一家国营企业。随后,他抱着摆脱国企弊端的愿望,南下广东,去尝试一种新的企业模式。

  “到2000年前后国内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这时候,我觉得,该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了。”这位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说。

  所以,当他看到一帮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这个环保公益组织的消息后,第二天,在一家高尔夫球场练球的时候,就给一位朋友打电话,然后辗转联系到协会,接着就把钱打到了协会的账上。虽然那时他“连NGO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不过,“自投罗网”后不久,杨利川就发现,这个组织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迷茫”。

  在月亮湖边畅谈起未来和梦想时,几个企业家甚至还满怀浪漫地在沙漠里裸奔了一圈儿,但许多人很快意识到,尽管他们个个都是经营企业的高手,但对于治理这样一个环保公益组织,大都是外行。

  “原先觉得,100个企业家,到那儿还不把小小的沙尘暴给治了?”王维嘉说。然而请来中科院的专家进行了几次知识普及之后,他们才认识到,沙尘暴根本消灭不了,只能减缓荒漠化的进程。自然因素不可改变,只能改变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那么协会能干什么?企业家们一时无法达成共识。有人提议种草种树;有人觉得把人畜全部迁出,生态会自然而然得到修复;有人主张办个商会;也有人建议干脆把这些钱存起来去做投资……

  好在,当企业家们还没搞清到底要干什么之前,协会执行团队的项目官员和志愿者们已经开进了阿拉善的村子里,协助村民搞起社区建设项目:让农牧民自己选择、自己做主来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真正成为生态保护的主体。

  然而一向主张走“公司主导的产业化模式”的副会长宋军,却极不赞同协会的这种做法,他决定另行成立一个协会。这一事件,在几个月内竟未引起会长们应有的重视。

  “当时很多人都没过脑子,觉得这只是件小事情。”副会长张树新分析道。她当时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大家不够较真儿。“如果对公共利益不较真儿,将不利于公共的种子生长”。

  杨利川从张树新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很郑重地提笔给会长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分歧倒也罢了,居然搞到另立门户,可见我们在游戏规则上的脆弱,以及在理念上是多么缺乏共识。”

  他又联系到一段时间以来协会开会没有规则,理事们随意缺席,会长们在会上东拉西扯、草率投票等种种状况,在信中直言:“我们既然已经投入到这个组织中,出了钱,那就应该首先在这个组织中体现公共精神,比在其他组织更加尽职尽责。”

  “千万不要叫全国人民看笑话。”在那封信的结尾他写道。

  据说这封信“挺起作用的”。信发出4天后,几位副会长相继从出差地赶往北京,根据张树新的提议,会长和副会长们“一个不少地”坐到了一起,坦率交换意见,讨论协会工作,并且进行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

  此次会后,形成一项制度:执行理事们一年为协会花费多少工作时间,都要由秘书处统计,每年向理事大会汇报。

  也是在这次会上,张树新提出,自己愿意拿出至少一周时间为协会做义工,围绕协会的发展战略调查研究,提出思路和建议。

  “既然生下了这个孩子,就应该好好养他,否则,还不如不生。”她说。

  

(责任编辑: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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